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丨现代中国“文学”的多重缘起
《黄金期间》
《哈佛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史》终于在这个炎天和年夜家会晤了，这是哈佛年夜学出书公司继法国、德国、美国文学史之后所谋划的第四本文学史。这一文学史系列一方面以宏观视野出现国度或文明传统里的文学流变， 另一方面则以微观视野审视特准时刻里的文学征象。
全书以一百多个症结时候为切入点，整部文学史起自1635年晚明文人杨廷筠、朋侪艾儒略等的“文学”新诠，止于现代作家韩松所空想的2066年西行漫记“火星照射美国”。在这“漫长的当代”进程里，中国文学阅历激烈更改，成长出极为丰硕的内容与情势。
同时，这也是一部在“天下中”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 它 向天下读者出现中国文学当代性之一端，同时反思今朝 文学史书写、浏览、教授教养的局限与可能。
正如本书主编王德威在中文版媒介说的那样，期望这部 “夷易可读”的文学史， 能引起读者对当代中国文学多元样貌的兴致，重思“文学”的情势与潜力。
本日与年夜家分享的是本书的第一篇《当代中国“文学”的多重缘起》，“中国文学的'当代'出发点有如满天星斗，闪耀万端，1635年、1932年、1934年不外是此中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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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文学”的多重缘起
李奭学 撰；张治 译
1635年：杨廷筠《代疑续编》以“文学”二字界说“literature”。
1932年，1934年：周作人与嵇文甫将当代中国文学与思惟的泉源追溯至晚明。
01
1635年：杨廷筠与“Literature”
“文学”一词本日用以翻译“literature”，其当代意义的登场，并非仅出于清末文学改进论者康有为（1858—1927）与梁启超（1873—1929）的阐述，也不在五四活动发蒙革命年夜纛上。19、20世纪之交，“当代”文学成为流行标语，然而在此之前，试图一新中国文学面孔的契机已经此起彼落。
其一可追溯至17世纪初，改宗上帝教的儒家官员杨廷筠 （1562—1627） 所撰的宗教小册子《代疑续编》。杨出身于忠诚的释教家庭，科第甲于一时，历任督学、御史及京兆少府等，故乡杭州为明朝闹热的文化中心。1611年，他目睹两位耶稣会士为朋侪父亲施行上帝教临终祷告，深受感动，改宗上帝教，余生以笔墨论辩劝众人改信上帝。1635年，《代疑续编》于杨廷筠死后刊刻，傍边以“文学”指称诗文、史书、论说，包含古代圣贤格言等笔墨艺术，观点相称于英语语汇“literature”。
《代疑续编》一书延续中国汗青上“文学”一词的既有效法，但年夜年夜开辟了它的寄义。“文学”最早呈现于《论语-先进》，是孔门四科之一。“文学”指的是将儒家文籍学问融入小我言行举止的修为。嗣后的年月，“文学”实践被纳入更普遍的文化思惟范畴中。“文”在古典脉络里有多重意义：从文章年夜业到斯文修养，从宇宙“人文”“天文”的彰显到文化教育的详细作为，从审美履历到童蒙规训，都包含在内。
晚明思潮剧变，此中涉及的诸多论题，都可汇总于“文学”的宽大意涵下。思惟家李贽 （1527—1602） 挑战新儒学正统，号令“夸夸其言”的自由表达。袁宏道 （1568—1610） 则经由过程抒写小我感触感染的诗歌，否决拟古派的文学审美。其他文人、编书家，包含徐渭 （1521—1593） 、凌濛初 （1580—1644） 、冯梦龙 （1574—1645） ，都对久长以来备受排斥的小说与戏曲文类做出伟大进献，是以可被视为文学当代化的前驱。就某种水平而言，他们的立异也反映社会的更改，这与皇权中衰，城市经济勃兴，西方教会文化东来，以及儒家思惟的激进本位主义转向，都有关系。
只管浸淫儒祖传统，杨廷筠依然积极投身晚明文化思惟再造活动。他的“文学”视野是在和耶稣会士的交往进程中得以拓宽的，后者将西方的文学观点带进中国。相较之下，翻阅早期上帝教传道著作，如杨廷筠朋侪耶稣会布道士艾儒略 （Giulio Aleni，1582—1649） 的《西学凡》 （1623年） ，此中我们已见“文艺之学”的表述，意指“文章身手的学问”，涵盖“诗”“词”在内，有别于传统士年夜夫的“文学”实践。“文艺”一词，字面意思为“文章之身手”，最早呈现于儒家文籍《礼记》 （约前43年） 。艾儒略“文艺之学”的用法，显然受到欧洲耶稣会黉舍课程设置计划《研讨纲要》 （Ratio studiorum） 的影响。杨廷筠吸纳了艾儒略“文艺之学”的观点，将之融入中国传统的“文学”话语中，赋予这一语词一种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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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布道士与文学观点
“文学”的中西范式在17至20世纪间递嬗不息。只管杨廷筠的小册子到20世纪已被众人遗忘，却曾在清朝发生过影响。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杨廷筠等人的上帝教著作在中国士林中再度传播。魏源 （1794—1857） 是对上帝教著作极为精熟的士年夜夫之一，他的百卷本著作《海国图志》是一部关于西方列国详节、图史兼备的舆图集，对西方技术有所阐说。魏源于此书评述，罗马之以是成为年夜帝国，缘故原由之一是它吸收了希腊“文学”传统的精髓。魏源的“文学”一词，着眼于纯文学（belles lettres），与杨廷筠的用法互相照映而扩充其指涉领域，不仅仅及于文学研讨，也包含文学创作。
魏源与持雷同概念的常识分子，试图尽力更新“文学”的意涵，他们在布道士中寻得志同志合者。与耶稣会士一样，这些布道士以为必需向中国人解释西方的文学观点。1837年，德国布道士郭实腊 （Karl F.A.Gützlaff，1803—1851） 在中文杂志《器械洋考每月统记传》颁发《诗》一文，将中国“墨客中的墨客”李白 （701—762） ，与荷马 （Homer，生卒年不详） 和弥尔顿 （John Milton，1608—1674） 并举为天下文学之魁杰，文中郭实腊对“文学”一词的用法与杨廷筠雷同。经由过程对荷马的先容，郭实腊开启了当代中文天下对西方文学著作的认知。
19世纪中叶，新教布道士的著作巩固了“文学”的新义并有所成长。1857年，晚清中国第一部中文月刊《六合丛谈》奠基了中国有关西方的文学界说根基。自1857年至1859年，刊物特点是每期都有一篇英国布道士艾约瑟 （Joseph Edkins，1823—1905） 撰写的专栏文章，先容西方文学。专栏探究中西“文学”观点之异同，并强调文学分解的汗青语境。艾约瑟颁发于《六合丛谈》创刊号的文章，题为《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活着界语境中展现了中国“文学”一词的地舆学内在。
艾约瑟对中国文学史的主要进献，在于他将“史诗墨客”（epicpoet）译作“诗史”，意思是“以诗写作的史家”。“诗史”本是一个公认的术语，指的是具有汗青自发的抒怀墨客。艾约瑟使用这个观点、或者说误用这个观点，反倒有助于将西方“史诗” （epic） 中体现的叙事身分，引介到偏重诗歌的中国文化传统里来。他将荷马史诗与中国“诗圣”杜甫 （712—770） 的诗作进行比拟——当代学者生怕无法接受如斯粗浅的比拟。然而艾约瑟的尽力，终究引起了文学经典的重构。他经由过程吸纳戏曲和小说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基层”文类，开辟了中国文学的疆域。他乃至还颂扬了元朝的口语戏曲作品，以及此后历代的年夜众文学。就此而论，他预先宣告了70年后五四新文学活动对中国文学传统的重构。
在《六合丛谈》的后续各期里，艾约瑟将话题引至修辞、史书和灵修文学 （devotional literature） 等文类。他认定欧洲的议会轨制是修辞学在西方隆盛、东方没落的缘故原由。他随后先容了一系列的西方上古雄辩之士，包含柏拉图 （Plato，约前429—前347） 和西塞罗 （Cicero，前106—前43） 。艾 约瑟的专栏文章也分外阐述希罗多德 （Herodotus，约前484—前425） 和修昔 底德 （Thucydides，前460—前395） 的史书。末了，先容晚清中国士人不认识的灵修文学。灵修文学，就其西方意义言，承载了忠诚、敬畏和崇敬的基督教代价观，代表一种新的文学视角。尤其从艾约瑟对灵修文学的接纳来看，这组专栏的目标便是要重构一个中国亘古未有的文学传统，焦点主旨在于领导人们信奉天主。
当代中国文学史的范式主要存眷的是本土语境下提议的各类革新，中国文人的进献当然最为紧张。本文以艾儒略、郭实腊和艾约瑟为例，无非凸显中国文学当代化过程的漫长与驳杂，及其跨文化性和翻译性。无论若何，至19世纪末，中国当代文学已登上期间的舞台。“文学”的意义不再局限于儒家文籍的研讨，或教养陶冶的传统情势。更确实地说，“文学”适逢其会，成为各类情势、理念与功效交锋的场合：精英与普通、守旧与激进、本土与外来互相激荡。
如果儒家学说里，“文”所具有的载道与教养的至高权利至今仍挥之不去，那么它从外来的和平易近间的资本里所得到的便是一种新的“存在理由” （raison d’être） 。恰是在如许的语境下，康有为与梁启超这两位晚清改进活动的首脑人物，为其国度年夜业而开端鼓吹“文学”，以至于将文学塑造为拯救中国的独一策略。
03
1932、1934年：
周作人、嵇文甫与古典时候
1932年3月，周作人 （1885—1967） ，这位五四新文学活动声音最洪亮的引导者之一，在北平颁发了关于当代“文学”来源的演说，稍后出书成书，题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作人推重晚明公安、竟陵二派，敬服所谓人道之解放的态度，他指出：“（晚明）那一次的文学活动，和平易近国以来的此次文学革命活动，很有些相像的处所。”周作人尤其奉袁宏道为高超人物。袁宏道倡议的以小我性灵为根基的文学，以及随期间成长的文学观，让他从中发现了当代主义的回响。
周作人并非独一一位从一个古典时候里发现中国文学当代性泉源的学者。1934年，嵇文甫 （1895—1963） ，一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思惟史家，在他的著作《左派王学》中追溯当代中国文学与思惟的泉源至晚明；其时激进作风的王阳明 （1472—1529） 儒家学派年夜行其道。
然而，周、嵇究竟分歧，前者在晚明发现的是有关五四人文主义自由派话语的泉源，后者找到的则是社会主义革命活动的初始标记。两人都以故意的以今搏古，对汗青进行一种当代意味的参与。事实上，两人所浮现的对文学和文学史的懂得，都是一种中国和非中国因素的混合体。后之来者，在为当代与前当代架起桥梁时，往往受到周作人和嵇文甫的启迪。如任访秋 （1909—2000） 对袁宏道的文学观念所作的研讨，及对李贽试图挣脱孔教思惟约束所作的抒发。
周作人、嵇文甫
只管周作人和嵇文甫深浸于五四极度反传统主义的话语中，却都以为文学史包括了多重的断裂和延续。他们试图将当代中国文学的来源追溯至晚明的事实，提示我们当代性老是由多种因素决议的：19、20世纪之交，“中国的当代”呈现以前，汗青上也存在过很多鼎革与更新的时候。
同理，我们可以将周作人与嵇文甫对中国文学当代 性的（期间错置之）考 察，再往前推动一步，如将晚期士林所持的性灵与文学进化概念追溯到更早的汗青时候。例如竹林七贤——这是公元3到4世纪的文学名士群体，以乖悖的行动和桀骜的脾性著称，他们或许是另一个启迪多重中国当代性的起源。鲁迅对此即有所省思。更紧张的是，我们可以想到刘勰 （465—约522） 。作为传统中国诗学的奠定之作《文心雕龙》的作者，他在《时序》一章中思虑文学演进的变迁。
由此可见，关于当代中国文学“缘起”的故事，必然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终局的叙事。如果由周作人和嵇文甫构想的当代文学、汗青脉络，对本日的我们长期弥新，那是由于它指清楚明了由诸多人刻画的“文学”或“literature”的多重轨迹：从杨廷筠到艾儒略、从李贽到袁宏道、从郭实腊到艾约瑟、从康有为到梁启超级各有千秋。在这层意义上，中国文学的“当代”出发点有如满天星斗，闪耀万端，1635年、1932年、1934年不外是此中之三。
参考文献
1. 李奭学，《中国晚明与欧洲文学：明末耶稣会古典证道故事考诠》，（北京，2010年修订版）
2. 李奭学，《译述：明末耶稣会翻译文学论》（香港，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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